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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语》中的“神圣事业”

1999-05-20 来源:光明日报 黄国柱 我有话说

尽管,古今中外的文学史早已反复证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战争背景从来就是生长文学之树最丰沃的土壤,人们也永远地需要回忆自己民族和国家经历过的各种各样的战争,但是,今天毕竟已经不再是产生了《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的五六十年代,也不再是出现了《红高梁》、《灵旗》、《皖南事变》的八十年代。在熙熙攘攘的红男绿女中,在纷繁浮躁的时代氛围里,《英雄无语》(项小米著,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出现,既让人欣喜,又多少让人觉得有点意外。

很显然,作者的激情所在,固然有“为在中国革命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家乡的人民”树碑立传的理由,但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她所生于斯、长于斯的“红色家族”、亲人所给予她的那种独特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的滋养,

然而,状写革命历史并非是一件易事。前面已经有过很多的成功之作,任何无意的巧合都可能被误解为模仿。为此,作者很长时间地为究竟用不用“我奶奶”“我爷爷”的叙述模式而犹豫不决。但是,外在的形式并不是作品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志,真正决定作品生命力的,是其塑造的人物及描写的历史事件内在的生活含量和思想含量,以及其文学表现的进入角度是否独特。正是在这里,项小米找到了自己的优势所在——从自己最熟悉的“红色家族”的命运和独特构成入手,从她的至爱亲人坎坷经历那里寻找革命历史凝重的诗情。

于是,她带着“寻根”的虔诚,走进了闽西连城的冠豸山,去寻找先人的足迹,倾听前辈的步履,去为祖先的骨殖安排一个庄重的归宿。由此,牵出了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中的一段生动而感人的画卷。在小说里,革命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泾渭分明,红白相间的,而只是混浑一片的往事。奶奶和爷爷的微妙关系成了小说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悬念,一个支撑小说的核心情节。传奇般的爷爷一出场,便不同凡响。他是一个传统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叛逆者,一个胆大妄为敢为天下先的不安分的怪异者,一个最早走出冠豸山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一个无情无意置妻子儿女于不顾的毫无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第一次回到连城的温坊老家,他带回了一台让山里人诚惶诚恐的照相机;第二次回乡,他扛回了一枝来福枪,打断了三叔公的大拇指,同时也带着他走进革命的队伍,使他成为一位惨烈的红军英雄……就这样,爷爷以神妙传奇的经历为中国革命史增添了一段动人心扉的华彩乐章。

爷爷从事的“地下工作”,是我们党的事业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其工作的性质,它又被经常蒙上种种神秘而神圣的色彩。项小米是从这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细致入微观察和评价的。然而,要能够对此有自己独特而不是人云亦云的,深刻而不是肤浅的,真实而不是虚假的认识,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它不仅要掌握许多在漫长的岁月里湮灭或是被封存的鲜为人知的史料,还要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和看法,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述,对各种生活氛围的细节描写来表达某种独到的意蕴。显然,在这个隐蔽的战线,爷爷们舍生忘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为挽救苏区红军(也是中国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命运对他们又是极不公平的。他们在回到延安之后,便仿佛结束了自己的辉煌,开始了不受重用还要忍辱负重的旅程。特别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更是经受了非人的待遇和严峻的考验。他们背负了沉重的十字架,始终不渝地伴随革命的队伍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却无怨无悔。他们的忠诚和信念,他们的丰功和伟绩,不是更值得我们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大书特书吗?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不仅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而且向所有的后者们提出了一个沉重的诘问:历史永远不应该将他们淡忘却为什么恰恰把他们忘记?显然,小说对几十年来曾一度愈演愈烈的极左的政治思潮和我们这个民族某些偏狭的伦理观念(比如对于“血统出身”的看重和对于所谓“历史清白”的强调等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同时,对爷爷们事业的独持性(必须伪装身份,有时不得不充当很地道的“坏蛋”)、残酷性(随时可能暴露、牺牲生命)、保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单线联系,这就有可能在将来处在一种“永远也说不清楚”的境地)进行了客观冷静的描述,由此,这部分革命者形成了他们不同于其他革命者的许多独特的性格(比如终身恪守党的机密等等),工作的神圣性使他们的信念和操守更加坚定不移。这种分析和歌赞,正是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由此,爷爷的孤辟和怪异,他个人品行上的“欠缺”,比如他对发妻的不能“始终如一”和“见异思迁”,以及他们似乎不可避免的悲剧等等,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最圆满的解释。由此,爷爷后来的命运越凄惨,他当年的种种传奇般的业绩便越是显示出无法比拟的夺目和辉煌:营救彭湃的失败,对叛徒白鑫的出其不意的处决,顾顺章叛变之后的紧急而成功的应变,经受了谢也夫惨绝人寰的折磨女共产党员的“考验”,徒步从德安到瑞金九死一生传送蒋介石庐山会议“铁桶围剿”的绝密情报,南京被捕又机智巧妙地脱逃……以及他在“文革”中的随红卫兵小将们的徒步长征,尤其是他晚年独自辗转万里去看望病中的莫雄,等等,构成了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情节。项小米用先抑后扬、名抑实扬的孩子式的独特视角和童稚的声音,为那些在隐蔽战线舍身忘死奋斗终身而又默默无闻的英雄们最后难以避免的悲剧唱出了一首哀挽的悲歌,也带给我们许多深沉的思索。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一部状写历史的作品都无法逃避当代目光的注视,也就是说,无论作家采取多么“客观”、“公允”的态度和立场,实际上都是以某种当代的观念和立场对历史作出自己新的评价。这就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重复着历史上相同题材的故事的缘故。《英雄无语》出现在九十年代的今天,而不是过去的或将来的某个年代,正因为它表明:从创作者的角度,对这个题材的思考和蕴酿已经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刻。其出现的必然性中,已然包括了创作主体对时代的认知和感悟,包括了她所持有的价值观、英雄和人生观。在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主人公对革命历史包括家族历史锲而不舍的追寻中,始终弥漫的是当代生活的浓厚氛围,表达的是她对人对事旗帜鲜明的褒贬臧否。在相当篇幅的关于当代生活场景的批判性描写中,处处隐喻着对爷爷奶奶辉煌而苦难过去的几乎是无条件的赞扬。面对高峻的冠豸山,她完全可以在先辈的苦难的辉煌里寻找到心灵的寄托与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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